追忆爱国抗日名将黄琪翔

12月10日是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黄琪翔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保卫家国，面对重重困难，黄琪翔先生不遗余力地在前线与侵华日军作战。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回顾黄琪翔先生的光辉事迹，再一次，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黄琪翔（1898年～1970年），字御行，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

1928年7月，黄琪翔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织和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

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8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黄琪翔当选为干事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琪翔乃担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临委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临委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临委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

1934年夏，黄琪翔重赴德国柏林。

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黄琪翔尚在德国，仍被推为总书记。

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琪翔立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诚引见蒋介石，蒋介石委任黄琪翔为中将高级参谋，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负责人在南京市上海路五台山黄宅庭院合影。图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叶剑英、张群。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21日达成合作协议，中共代表来到南京谈判期间到黄琪翔住宅拜访，郭秀仪准备了便餐，夫妇俩与两方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张群在庭院合影留念，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记录。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将这张照片的底板遗落在地上，郭秀仪小心翼翼地将底板藏了起来。这张珍贵照片现在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多处展出，成为历史的见证。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琪翔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围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全军西撤。黄琪翔随军到达武汉。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图为黄琪翔（右）和周恩来于1938年在武汉合影。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琪翔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

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琪翔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黄琪翔先后担任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在前方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图为1940年1月第五战区将领的合影，右二为黄琪翔。

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琪翔以第八十四军一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琪翔部队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追不舍。黄琪翔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都阵亡。黄琪翔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

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琪翔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常看望并予照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黄琪翔回到重庆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际上解除了军职。黄琪翔第一个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胡文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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